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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oomimaging | 9th Apr 2010, 00:00 AM | 時事-當勞化社會 | (335 Reads)

《歲月神偷》得獎令政府官員興奮地高舉電影是「香港創意產業的旗艦」的旗幟,同時又叫人記起創意產業與文化工業的微妙關係。創意產業(creative industries)早年譯作創意工業,但也許不欲令人聯想到文化工業的負面意義,近年多改稱產業。稍曾涉獵文化理論者都知道,「文化工業」詞帶貶義,在法蘭克福學派及其信徒眼中,文化工業的產物是反啟蒙(anti-Enlightenment)的,更是大眾瞞騙(mass deception)的工具。我並不會頑固得緊守文化工業的理論,批評所有文化商品都膚淺媚俗,只會播散虛假意識和製造虛假需要,但相關理論的確可以提醒我們,政治機器往往會利用文化商品來操控人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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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政府高呼諸如「香港創意產業的旗艦」的口號時,文化工業的觀念其實陰魂不散。我不是說電影只是文化商品,但當人們不厭其煩勸導八十後學習六十年代港人樂天知命,逆境自強的精神,我卻覺得文化工業的批判原來從未過時。法蘭克福學派認為文化商品淪為精神麻醉劑,淡化人們對現實的不滿,令人產生虛假意識,只懂追逐如華衣豪宅的虛假需要,不敢或不想追求一個更平等自由的社會。文化商品本來未必如此,但在位者卻往往將之騎劫,以之為人民的精神麻醉劑,勸慰處在水深火熱的人不妨看看《歲月神偷》哼哼《獅子山下》,喚起自己樂天知命的香港精神逆來順受。我尊重香港精神,卻厭惡將之作為麻醉劑,以之勸勉弱勢社群應該樂天知命,借此批判八十後只懂怨天尤人。

近日有關香港精神的討論,令我想起著名的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」(Stockholm syndrome)。一九七三年的斯德哥爾摩,劫匪挾持銀行職員與警方僵持多日後自己束手就擒,事後被挾持的職員卻竟然憐憫綁架他們的人,人質中更有一名女職員愛上劫匪並與他訂婚。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」是指被害者對於罪犯產生情感,最終反過來幫助甚至愛上罪犯的一種奇妙情意結。過去半世紀的香港,人們被強權者挾持,在不公義的社會,惟有以逆境自強的香港精神樂觀面對,一路走來,有人憑一己努力出人頭地扭轉逆境,但且勿忘記也有不少人用盡最後一分力也被淹沒時代洪流之中。我一向覺得香港有精神,但香港精神總不能變成類斯德哥爾摩的獅子山下症候群,叫港人愛上挾持他們的人。陳冠中《我這一代香港人》說過香港要再前行,最重要是脫下舊時的套,而那個套正正是舊時香港只重經濟發展的謬妄。沒有怨言靠信念支持打拼者值得尊敬,但總不能說過去都是美好的。懷緬過去固然常陶醉,但總要明白一半樂事一半令人流淚。懷舊,不應單單指向樂天知命的信念,而是重新審視我們最珍惜的到底是什麼,而更重要的是思考是什麼令我們與最珍惜的價值和信念愈行愈遠。筆者最近意外腳筋斷裂,要康復便得施手術打石膏再物理治療,按部就班,一步一步再學習步行。香港受傷,一班庸醫胡亂打止痛針叫你發揮香港精神逆境自強,最終可以腳踏實地走向未來嗎?

(原文刊於2010年3月17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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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icture朱耀記 最新著作《愛恨地球村》,學術行政生產包裝推銷一腳踢,自小耽於逸樂,明愛文化研究暗戀一切難登大雅之草根文化,足球、賽馬、打機、漫畫、影視、流行曲樣樣皆好而不精。曾經希望振興中國文化,但在據說「一個姚明,一個章子怡,比一萬本孔子都有效果」的時代,唯有將願望改為進軍荷里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