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eter, Paul and Mary的瑪莉（Mary Travers）九月十六日逝世，享年七十二歲。六十年代，在一片反戰聲音中，民歌在美國蓬勃發展，Peter, Paul and Mary以歌聲發出抗議聲浪，向政府清楚傳遞他們的政治理念。If I had a hammer及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? 雖並非Peter, Paul and Mary原創，但可感動幾代樂迷，除了繞樑三日的歌聲外，更重要的是千載不變之信息：「我已有了鐵錘，我已有了銅鈴，我已有了一首歌，響遍全國。它是正義的鐵錘，它是自由的銅鈴，它是詠唱兄弟姐妹友愛的歌，響遍全國。」

人們不會忘記，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，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於三十萬群眾面前發表著名演說「我有一個夢想」（ Have a Dream），Peter, Paul and Mary同場唱出If I had a hammer和卜戴倫（Bob Dylan）的反戰名曲Blowin' in the Wind。瑪莉曾說：「我不清楚在七十五歲時，我是否還會唱Leaving on a Jet Plane，但我確信，我還是會唱Blowin' in the Wind」，言簡意賅，不必解釋如何被自由民權感動，毋須細論為何會堅持反戰。

袁智聰在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訊《Cashflow》撰文論香港抗議歌曲時說：「站出來用音樂作為對社會表態、創作抗議歌曲的本土音樂單位，多年來其實仍是寥寥可數。」花兒都哪裏去了？文中引述的例子包括黑鳥、Alien、AMK、迷你噪音及My Little Airport。近年較多新一代抗議歌能從街頭到互聯網分享，在民怨四起的國際都會深受年輕人歡迎，但主流歌曲卻依然少有異議聲音。異議不一定好戰，抗衡未必是反動。廖偉棠《迷你噪音：社運音樂可以多美麗？》說得好，社運音樂可以很美麗，十年前出現的「噪音合作社」是街頭戰歌，而同生體「迷你噪音」則是內心遊行：「兩者激蕩出一個有血有肉的城市『遊擊隊員』形象—左手是作為武器的結他，右手是一本聶魯達」。我喜歡結他，也曾讀聶魯達，認為社運、音樂和十四行詩可以有美妙的結合。我同時相信主流流行音樂有時也要有一把鐵錘、一個銅鈴。我也和很多網民一樣，很想和My Little Airport一起「瓜分林瑞麟三十萬的薪金」，鍾情小機場的迷你噪音者自有集體認同，但同時流行音樂也要帶動大眾的社會想像在風中迴盪。歌聲除可以在卡拉ＯＫ讓人沉醉自娛之外，應可叫人有夢想，德行倫理學家麥肯泰名著《誰的正義？哪種理性？》說：「只有那些容許其權力的可能性為人質疑的傳統，才有維護其權力的合理依據。」就流行音樂工業而言，對政府來說，莫不如是。

我不清楚在七十五歲時，我是否還會聽Leaving on a Jet Plane，但我確信，我還是會聽Blowin' in the Wind。

(原文刊於2009年10月6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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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耀記 最新著作《愛恨地球村》，學術行政生產包裝推銷一腳踢，自小耽於逸樂，明愛文化研究暗戀一切難登大雅之草根文化，足球、賽馬、打機、漫畫、影視、流行曲樣樣皆好而不精。曾經希望振興中國文化，但在據說「一個姚明，一個章子怡，比一萬本孔子都有效果」的時代，唯有將願望改為進軍荷里活。